一種“當下感”的歷史陳述充斥于我們的生活:王朝興亡更替被描述成一場現代的成功學競賽;層出不窮的微博歷史——這里面集中了現代人各種獵奇的喜好;最后,還有對于“歷史”遺物的極端狂熱:流落海外的圓明園、莫高窟里零散物件被高價買回國內,以作為民族偉大復興的見證。這就是歷史的力量和魅力!現在,人人都會說“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但倘若貝內德托·克羅齊有知,他一定會為自己的被濫用深感不安。他對于歷史的豐富性、哲學意義的闡述,被我們狹隘化成功利性的需求。
換言之,攝影史寫作首先是讓讀者生活在歷史里,其次才是讓我們生活在當下。最后,我們應有的中國攝影史的一部分可以是不完整的,可能是有錯誤的,這不是說專家學者和編輯可以偷懶或是恣意妄為,這是說在嚴格的關于寫作和內容的標準之下,我們依然很可能會犯下關于事實的錯誤,或是做出經不起新材料檢驗的結論。只要我們嚴格遵守公認的治史標準,這些錯誤應當被看成是前進道路上的階梯,而不是否定歷史全部價值的依據。因此,具體到中國攝影史的編纂和撰寫,在我想象和期盼中,我們應有的中國攝影史應當是這樣的:首先,歷史一定是人能夠記住的東西,因此,攝影史必須色彩鮮明,細節豐富,并且令人感到愉悅或是震撼。歷史感和幸福感類似,都不僅僅是大腦皮層的簡單映射,而應當是內心的觸動和共鳴。歷史一定是人能夠記住的東西,因此,攝影史必須色彩鮮明,細節豐富,并且令人感到愉悅或是震撼。
詹姆斯·鮑斯威爾在《約翰遜博士傳》中講過一個故事:塞繆爾·約翰遜和同事們乘船在泰晤士河游覽,討論著古典文化的價值。鮑斯威爾認為,古典文化在現實生活中價值不大,沒有它們,生活會依然繼續。約翰遜在一定意義上贊成,他說:“例如,這個劃船的少年不知道阿爾戈號英雄水手們的故事,但是他依然能為我們劃好船。”他扭頭問劃船的少年:“為了了解阿爾戈號上的水手們,你愿意付出什么呢?”那個少年停下漿說:“先生,我愿意付出我的一切。”
其次,中國攝影史寫作和研究一定是對于當下攝影生態環境的回應和參照,但是這種回應和參照是從容的。理論、概括和抽象化的歷史結論,即使存在,也決不能以犧牲對于歷史的具體感覺為代價,更不能匆忙做結論,有時候,具體事實和感覺比結論更重要。攝影史寫作應首先盡可能幫助廣大讀者重塑當時的情景,辨別當時和現代的相同和差別,并且能讓讀者體會當時的時代風貌、攝影潮流和攝影師情感,最后才能給出那些值得尊敬的成就和令人痛心的失誤背后的分析和結論。